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丹陽專欄這個皇帝一直被世人低估,他用了五招成就霸業?

發布時間:2017-09-05 11:27  來源:匯視網   編輯:如思

《反經》中的大智慧(適變)篇:順時而變,因地制宜

【導讀】

古代的明君賢相統治天下,管理人民,很少運用因循守舊、千篇一律的方法。夏、商、周三代有不同的禮教,春秋五霸有不同的法規。這并不是有意要反其道而行之,而是為了用不同的方針政策來補漏救偏。正因如此,所以國家的風貌雖然一樣,但治理的方法卻一定不同;圣人、先哲雖然都同樣圣明,但一代代帝王的名號卻往往有別。這難道不是他們因地制宜的確定自己的管理方式,順應客觀規律,以便成就自己的事業嗎?在根據此時此地的實際情況制定政策的時候,社會風氣的好壞完全由社會條件決定;在依照以往的經驗教訓治理國家時,成就王道或成就霸道,也都是由社會的發展狀況決定。

故而,古人治國主要有三種方式:王道的統治采用廣布德澤的方法;霸道的統治采用威震殊俗的手段;強國的統治采取求同排異的辦法。之所以要這樣,各有各的原因,不能隨便更換。

管子曰:“圣人能輔時不能違時。智者善謀,不如當時。”鄒子曰:“政教文質,所以匡救也。當時則用之,過則舍之。”據此來看,在應當實行霸道的統治時卻推行王道的教化,就會適得其反;應當實行強國的統治時卻施行霸道的威攝手段則將謬誤百出。

【反經原典】

昔先王當時而立法度,臨務而制事,法宜其時則理,事適其務故有功。今時移而法不變,務易而事以古,是則法與時詭,而事與務易,是以法立而時益亂,務無而事益廢。此圣人之理國也,不法古,不修今,當時而立功,在難而能免。

[秦孝公用衛鞅。鞅欲變法,孝公恐天下議己,疑之。衛鞅曰:“疑行無名,疑事無功。夫有高人之行者,固見非于世;有獨智之慮者,必見教于人,愚者暗于成事,智者見于未萌。人不可與慮始,而可與樂成。論至德者,不和于俗;成大功者,不謀于眾,是以圣人茍可以強國,不法其故;茍可以利人,不循其禮。”孝公曰:“善。”甘龍曰:“不然。圣人不易人而教,智者不變法而治。因人而教,不勞而功成。緣法而理,吏習而人安。”衛鞅曰:“龍之所言,世俗之言。常人安于習俗,學者溺于所聞。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,非所以與論于法之外也。三代不同禮而王;五霸不同法而霸。智者作法,愚者制焉。賢者更禮,不肖者拘焉。”杜贄曰:“利不百,不變法;功不十,不易器。法古無過,修禮無邪。”衛鞅又曰:“治代不一道,便國不法故。故湯武不循古而王,夏殷不易禮而亡。反古者不可非,而循禮者不足多。”孝公曰:“善。”遂變法也。]

由是言之,故知若人者,各固其時而建功立德焉。[孟子曰:“雖有磁基,不如遇時;雖有智慧,不如逢代。”范蠡曰:“時不至,不可強生;事不究,不可強成。”《語》曰:“圣人修備以待時也。”]

何以知其然耶?桓子曰:“三皇以道治,五帝用德化,三王由仁義,五伯用權智。”[說曰:無制令刑罰謂之皇,有制令,無刑罰謂之義;賞善誅惡,朝諸候,朝事,謂之王;興兵眾,立約盟,以信義矯代謂之伯。文子曰:“帝者,貴其德也;王者,尚其義也;霸者,迫于理也。道狹然后任智,德薄然后任刑,明淺然后任察。”議曰:夫建國立功,其政不同也如此。]

五帝以上久遠,經傳無事,唯王霸二盛之類,以定古今之理焉。

【譯文】

從前先王根據當時的實際情況建立政治制度,根據當時的任務制定政策,制度和政策與當時的實際情況和任務相符合,國家才能治理好,事業才會有成績。形勢和任務變了,制度和政策還要死搬已經過時的那一套,使制度與時代、任務與政策脫節,這樣一來,即使有好的制度和法規,也是勞而無功,徒增混亂。所以圣人治國,一不法古,二不貪圖一時之宜。因時變法,只求實效。這樣,遇到煩難也容易解決。

[秦孝公既用衛鞅,想要變法,又怕天下議論自己。衛鞅說:“疑惑不決的行為沒有名聲,疑惑不決的事情沒有功績。且有高于常人的行為,本容易為俗世所反對。有獨特見識的計謀,必為人民所低毀。愚笨的人,仍不明已完成的事情;聰明的人,卻能預見未來的事情。行事的開始,不可與人民共謀,而只可與他們共享事業成功的快樂。能談論至德要道的人,不與世俗合流;能建立偉大功業的人,不與眾人共謀。因此圣人只要可以使國家強盛,就不必效法舊制度;只要可以便利人民,就不必遵循古禮教。”孝公說:“很好!”甘龍說:“不對!圣人是不改變民俗來教化的,聰明的人是不改變舊法來治國的。能依照民俗來教化的,不費力就能成功;能依照舊法來統治的,官吏習慣而人民安適。”衛鞅說:“甘龍所說的,是世俗之言。常人茍安于陋俗,學者拘泥于舊聞。以這兩種人來做官和守法都還可以,但卻不可以用以議論舊法以外的新事物了。三代的禮教差別很大,但都能治理天下,五霸的法律大相徑庭,而各成偉業。聰明的人能制作新法,愚笨的人卻受制于舊法。聰明的人能變更禮教,不聰明的人就要被禮教拘束。”杜摯說:“新法利益不及舊法百倍就不變法,新器功用不及舊器十倍就不換器。”衛鞅說:“治世不是只用一種方法,利國不必效法古制度,所以商湯、周武不遵循古制度而能統治天下,夏桀、商紂不革新禮教而亡國。反對古制度不一定應該受非議,遵循古禮教也不值得多夸獎。孝公說:“商君說得很好!”于是決定了變法。]

由此可見,像商鞅這些人,都明白要想建功立業,富國強兵,必須順應時代,否則只能被淘汰。[孟子說:“既使有肥沃的土地,也不如按季節種莊稼;既使有智慧,也不如趕上好時代。”范蠡說:“節令不到,就不能強迫禾苗生長;事情不經過研究,不能強求成功。”《論語》說:“圣人平時就把一切都準備好,只等待時機的到來。”]

怎么知道這樣做才是正確的呢?桓范說:“三皇(神農、女媧、伏羲)時代的特征是以道治理天下,五帝(黃帝、顓頊、帝嚳、帝堯、帝舜)是用德化育天下,三王(大禹、后稷、文王)用仁義教導人民,春秋五霸卻用權術和智謀制服別的國家。”[不用制度法令和刑罰就能統治的是三皇;有制度法令而沒有刑罰的是五帝;賞善誅惡,分封諸候協助天子管理國事,定期到朝廷討論國家大事,是三王;發動戰爭,訂立盟約,用信義來使天下人服從指揮,取代天子稱霸天下的就是五霸。文子說:“三皇最可貴的是在于天然地有道德;三王崇尚的是仁義;而霸者卻不得不用理論、法則進行統治。大道衰微后,統治者只好動用智謀;缺乏德行后,就只好加強刑罰;不能明察燭照的統治者就只能動用間諜偵查了。”建立統治一個國家,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差別就是如此之大。]

五帝以前的事已太久遠,經傳上也沒有記載,唯有“王道”和“霸道”盛傳于今,只好用它們的利弊得失作為我們討論古往今來治國的經驗教訓了。

丹陽專欄這個皇帝一直被世人低估,他用了五招成就霸業?

【史海沉鉤】

本篇是《反經》的第十五章,著力闡述了“圣人之理國也,不法古,不修今,當時而立功,在難而能免”的深刻道理和謀略法則。

《韓非子·五蠹》中曾經講過這樣一個故事:宋國有個農民,他的田地中有一截樹樁。一天,一只跑得飛快的野兔撞在了樹樁上,扭斷了脖子死了。于是,農民便放下他的農具日日夜夜守在樹樁子旁邊,希望能再得到一只兔子。然而野兔是不可能再次得到了,而他自己也被宋國人恥笑。而今居然想用一成不變的治國方略來管理現在的百姓,這都是在犯守株待兔一樣的錯誤呀!(原文:宋人有耕田者。田中有株,兔走觸株,折頸而死。因釋其耒而守株,冀復得兔。兔不可復得,而身為宋國笑。今欲以先王之政,治當世之民,皆守株之類也。)

我們必須承認,歷史的發展,往往有其自身內在規律。不同的時期都以不同的方式適應著這一內在的發展趨勢。歷史上出現的王霸之術、黃老之術、申商之術等,正是各種不同的治世方法的具體反映。它們雖然唇槍舌劍,爭執不下,但在一點上是互融共通的,這就是“適應自然,因時而化”。因此,為政者對于禮儀法度的設立與廢除均要“時止則止,時行則行”,才能“其道光明”。

遠至湯武革命、商鞅變法,近至“戊戌六君子”、“百日維新”,中華民族自強不息、革故鼎新的脈流,一直在歷史的長河中奔涌升騰,并不時飛濺起令人嘆為觀止的浪花。

與變革者的思路一脈相承,歷史上成就帝王之業的君主也往往注重“適變”之謀略,以確保自己的基業常青、福祿永存。宋武帝劉裕“順時而變”的推出義熙改革,就是一例。

南北朝劉裕的“義熙改革”

劉裕是東晉至南北朝時期杰出的政治家、改革家、軍事家,南朝劉宋開國皇帝,其自幼家貧,初為北府軍將領。自隆安三年(399年)后,對內平定孫恩和桓玄,消滅桓楚、西蜀、盧循、劉毅、司馬休之等割據勢力,使南方出現百年未有的統一局面;對外消滅南燕、后秦等國,降服仇池,又以卻月陣大破北魏,收復淮北、山東、河南、關中等地,光復洛陽、長安兩都。即位后,又派兵南征林邑國,使其全境歸附。

義熙改革指劉裕于公元405年開始,針對東晉以來的政治、社會各方面的問題進行的一系列的改革,這些舉措為“元嘉之治”奠定了雄厚的政治基礎,也奠定了南朝政治的雛形,同時,對江南經濟的發展也有重要的推動作用。回眸歷史上的十數次重大改革,多以失敗告終,即令有一二成功的典范,其推行者也大都“慘遭屠戮”。而劉裕不僅做到了“身名兩全”,更讓他的改革紅利遺惠后人,堪稱“百不獲一”,值得我們探究。

總的來看,劉裕改革所涉為以下五項:

其一,少私寡欲,厲行節儉。魏晉以來,門閥士族當政,世風崇尚奢靡,百姓深惡痛絕。劉裕因出身貧寒,少時“伐荻新洲”、“樵漁山澤”、“躬耕于丹徒”,比較了解民間疾苦,因此,注意倡清廉之風。《藝文類聚·宋武帝》稱劉裕“清簡寡欲,嚴整有法度,未嘗視珠玉輿馬之飾,后庭無紈綺絲竹之音”。寧州官員為了取悅于他,曾獻琥珀枕,價值連城,他卻將其搗碎分發北伐戰士治槍傷。劉裕“素患熱病”,喜坐臥硬床,有人獻上一副石床,劉裕卻認為:“木床且費,而況石邪!”便令人將石床毀掉,嚴禁臣僚再進貢私物。不久廣州太守又進貢精美筒細布八丈,劉裕“惡其精麗勞人”,將布退回。還令有司彈劾廣州太守并責令停產此布。稱帝入宮,劉裕常穿連齒木屐,普通裙帽。臥室內掛粗布帳,床頭以土為鄣,壁上掛布燈籠、麻繩拂。他對子女的要求也很嚴,規定出嫁公主不許用錦繡、金、玉,嫁娶費不得超過二十萬。他還把他補綴多層的破襖交給長女并囑咐:“后世若有驕奢布節省,可以此衣示之”。劉裕還保存自己少年時期使用的農具,用以教育后代,使其知道稼穡之艱難,創業之不易。在他的帶動和影響下,朝廷“內外奉禁,莫敢多奢靡”。

其二,抑強扶弱,還利于民。自永嘉而后,中原戰亂頻仍,百姓多遷居江南,形成了許多僑郡縣。這些人不在所在州縣編戶,無固定租稅負擔,有的成為豪門世族的佃客、部曲。這不僅給國家造成了經濟上的損失,也造成了統轄上的不便。義熙九年(413),劉裕實行“土斷”,除南徐、南兗、南青三州皆在晉陵界內,不在土斷之列外,其余“諸流寓郡縣,多被并省”。在戶籍上,不再分土著和僑人。于世家大族隱藏戶口的,嚴厲打擊。如京口大士族習逵擁數千奴客,劉裕沒收其全部家政田地,分給當地貧民。對于大士族地主肆意兼并土地者,也予以抑制、打擊。如義熙九年,劉裕讓晉安帝下令罷臨沂(僑置在今江蘇句容縣境內)、湖熟(今江蘇南京市東南湖熟鎮)皇后脂澤田四十頃以“賜貧人”,并多次下令“弛湖池之禁”,禁止豪強封固山川,亂收租稅,人民可以自由開采捕撈。

其三,寬刑省法,體恤兵吏。劉裕主政期間,尤其注意“寬刑慎殺,體恤兵吏”,切實做到了執法有準、量刑有據、仁民愛物。永初元年(420)六月,他下詔曰:“其有犯鄉記清議,臟污淫盜,一皆蕩滌清除,與之更始”。七月下詔:“原放劫賊余口沒在臺府者,諸流徙家并聽還本土”。同月再次下詔:“往者軍國務殷,事有權制,劫科峻重,施之一時,今王道惟新,政和法簡,可一除之”。八月又下詔“開亡叛赦”。晉時窮苦民眾為逃避繁重的兵役、徭役,有人競自殘手足,朝廷居然殘酷地規定對這些自殘者要罰作冶鐵官員的奴隸。劉裕下令將此條律令免除,指出造成這一事實是“政刑煩苛,民不堪命”的結果。還下令對以往兵士叛逃,株連旁親的作法做了新的規定。永初三年(422)初又下詔普遍減刑。東晉以來,各地軍、州府都擁有大量的兵和吏。這些兵吏除被用于軍事方面以外,平時還必須為官府種田和運輸,因而其身份地位很低,且世代相襲,生活非常痛苦。不少士族官僚常常分割兵戶和吏家為部曲佃客,多者千余家,少者數十家。劉裕除下令不許地方官員私自侵占兵、吏外,還對軍、州府吏的名額加以限制,并放免部分兵戶、吏家為平民,編入郡縣戶籍。江左僑立的南彭城郡所屬蕃縣與薛縣,都是在劉裕執政的義熙時期,由放免的兵戶建立起來的。

其四,輕徭薄賦,與民休息。劉裕即位后,免去了一些苛捐雜稅,“蠲租布二年”,使百姓能多少減輕一些負擔。對于那些原來因戰爭需要被征發的奴隸也一律放還。東晉末年,置官濫亂,給人民帶來沉重負擔,劉裕也能及時制止,規定“荊州府置將不得過二千人,吏不得過一萬人;州置將不得過五百人,吏不得過五千人”。他還再三強調,以后“不復下諸郡輸出”,國家所需,“皆別譴主帥與民和市,即時裨直”,嚴禁地方官員假借官威,強行征發、東晉孝武帝太元以后,改計畝收稅為計口收稅,這對豪強地主不利,卻加重了人民的負擔。劉裕改計口收稅為計資收稅,即量力以課稅,顯然這對于資源少或無資的貧困人家是有利的。貧苦民眾積欠政府的“逮租宿債”,劉裕也下令“勿復收”。其后,他又多次以市稅繁苦為名,下令“優量降降”。

其五,摒棄門第,重用寒士。東晉時期,中央和州、郡的大權一直掌握在王、謝、庾、桓四大家族手中,選拔官吏,主要依據門第,所謂“下品無高門,上品無賤族”。選出的官吏多是無才無識之輩。劉裕掌權后,下令改變這種狀況,要求按照九品中正制初置時的精神選拔人才。他重用出身“寒微”的人,如劉穆之、檀道濟、王鎮惡、趙倫之等,而且用人不疑,不計小節。劉毅曾向劉裕讒詆劉穆之,劉裕卻始終以事實為依據,不加貶謫。對朱齡石的使用也是這樣。義熙元年(405),譙縱亂蜀,劉裕出兵,須物色一人擔任元帥,他看上了西陽太宗朱齡石。因為這個人統戰有方,吏才卓異。但人們卻以為他“資名尚輕,惠不可辦”,劉裕毫不猶豫地任命他,把原來位在朱齡石之上的自己的妻弟賦熹置于朱的統率之下。王鎮惡是一員猛將,史家贊其“推鋒直指,前無強陳,為宋方叔,壯矣哉”,劉裕委任其為中軍參軍,令其得以在北伐中立下殊勛。但王鎮惡為人貪財愛錢,“是時關中豐金,倉庫殷積,鎮惡極意收斂之女玉帛,不可勝計”。治軍甚嚴的劉裕對其搜刮財富的行為采取“教育為主,點播為輔”的感化之策,并且照樣委之以重任,讓他在攻滅后秦中又立下赫赫戰功。甚至在王鎮惡被沈田子冤殺后,劉裕還追封其為龍陽縣侯,謚壯侯,并享祭太廟。

《呂氏春秋·上德》說:“為天下及國,莫如以德,莫如行義。以德以義,不賞而民勸,不罰而邪止。此神農、黃帝之政也。”宋武帝正是依靠明德慎罰、教而后誅的“王道之政”,使得百姓歸之若水。

唐宋以降,多有學人疑而問曰:“漢元帝同行王道之政,而成敗不同,何也?”

殊不知《左傳》有言:“政寬則民慢,慢則糾之以猛,猛則民殘,殘則施之以寬。寬以濟猛,猛以濟寬,政是以和。”

東晉末年,四方離亂,梟雄鷹揚,戰火連天,伏尸百萬,流血千里。寄奴初掌權柄,恰值“三九之位,未見其人”,故“以寬濟之”,方得眾心。漢元帝繼承平之世而柔仁好儒,不思“雜以霸道”,以求“尊君卑臣,權統由一,政不二門,賞罰必信,法令著明,百官修理,威令必行”,徒受制于宦官外戚而已,豈不悲乎!

由是可知,推行王道或霸道,務求匡亂救弊,“有利于當世”,又怎么能古今一轍呢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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